中庸云「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皆言仪也。此云「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似放其语，然亦失之。夫经礼者，五品之人伦尽之矣，安得有三百乎？自有此说，而后之解中庸者，又据此以「礼仪」为「经礼」，「威仪」为「曲礼」，误之误也。然此「经礼」「曲礼」，亦不过谓礼之大小有如此耳，初未尝指一书而言之也。郑氏则以周礼为经礼，朱仲晦则以仪礼为经礼，夫作礼器者，大抵周、秦间人，其时周礼未出，安得预指之？至于仪礼其书，本名为「仪」，正是曲礼之类，乃反以为经礼，何耶？且必欲各凭臆见，求一书以实之，古今陋学洵有同揆矣。
「其致一也」，谓虽有三百、三之多，要其极致，则一而已矣。郑氏以「一」为「诚」，陈可大以「一」为「敬」，皆谬。郑、陈以下文有「诚」「敬」字，故云。然不知记文每段为义，初何尝联合乎？(卷四五，页二—三)
周坐尸，诏侑武方，其礼亦然，其道一也；夏立尸而卒祭；殷坐尸。周旅酬六尸，曾子曰：「周礼其犹醵与!」
「立尸」「坐尸」，说见郊特牲「举斝角」下。「武」，郑氏谓「无」字，声之误。郝仲舆曰：「武，步也。方，谓行礼进退之方。尸不动而诏侑行礼，皆祝与佐食辈行之。」三说未详孰是。(卷四五，页七)
君子曰：礼之近人情者，非其至者也。郊血，不大腥，三献爓，一献孰。
按「郊」与「大飨」「三献」「皆有血」「腥」「爓」「孰」。郑氏曰：「远近备古今也。尊者先远。」此善斡旋记文处。然谓：「三献为祭社稷五祀，一献为祭群小祀。」盖比拟周礼司服「絺冕」「玄冕」，由子男五献以下差之则无谓耳，郊特牲以此为「不飨味而贵气臭」，此云「礼近人情，非其至」，未免过于作意，便成语病。礼岂有不出于人情者，而曰：「近之，非其至」乎？(卷四五，页九—一○)
郊特牲
此篇立义多醇正，而文气亦古，礼器多本此，详篇内。则作者之时代亦约略可知矣。篇中述「冠」「昏」之义两章，记后有冠义昏义两篇，说者谓此两章本于后两篇，今误在此，不知后两篇皆掇拾此两章而为之，其所增者，义多蹖驳，绝不相类，明者当自知之。(卷四六，页一)
郊特牲，而社稷大牢。天子适诸侯，诸侯膳以犊；诸侯适天子，天子赐之礼大牢，贵诚之义也。故天子牲孕弗食也，祭帝弗用也。
孔氏谓此以郊祭名篇。先儒说「郊」，其义有二：郑氏以为「天有六天，丘郊各异」，王氏难郑以「天体无二，郊即圜丘，圜丘即郊」，此郑王二家之大旨也。愚按：郑说皆本周礼及纬书。周礼如司服「王祀昊天上帝，则大裘而冕，祀五帝，亦如之」，小宗伯「兆五帝于四郊」之类是也。纬书如「紫微宫为天帝。太微宫有五帝座星：青帝曰灵威仰，赤帝曰赤熪怒，白帝曰白招拒，黑帝曰汴光纪，黄帝曰含枢纽」之类是也。故郑谓：「冬至，祀于圜丘者，天皇六帝也。夏至，祀于南郊者，感生帝也。五时迎气者，五天帝也。感生帝别于四帝，是有六天。」后儒因谓：「凡祭之数，圜丘与郊，二；五时迎气，五；通为七；九月大飨，八；雩祭，九；是有九祭也。」呜呼!天何如是之多？祭何如是之数耶？自古惟冬至祀天于南郊，下曰「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」是也。周礼「圜丘」之名，盖不可信。此外惟孟春祈縠亦名郊，止此二郊而巳。说详下「郊之用辛也」下。至于经传或称帝，或称上帝者，皆天也。若周礼称天曰「昊天上帝」，曰「天神」，曰「大神」；纬书称天曰「天皇大帝」，曰「紫微大帝」，曰「北极耀」，曰「魄宝」，皆不经之说也。五帝之名，诗书无之，始见于月令，为大皞、炎帝、少皞、颛顼、黄帝。后儒以周礼为五天帝，因谓月令为五人帝，马、贾、王之徒则以周礼同月令，皆为人帝，不主天帝之说。夫月令「迎四时于四郊」，亦止言「迎时」不言「迎帝」。自周礼有「兆五帝于四郊」之文，而郑氏遂附会以为「迎帝」焉；以及周礼言「祀五帝」等，诸「祀昊天上帝，服大裘而冕」；纬书「灵威仰」「赤熪怒」诸名，亦皆不经之说也。凡此皆不辨可知其妄矣。第郑谓「六天郊丘异祭」，王谓「一天郊丘同祭」，即无论有识者，亦知是王而非郑。然而当日王之难郑，终不足以尽折其非，而后世之儒又多持依违两可之见者何也？则皆以周礼一书误之也。郑倚周礼为经，得以阴用其纬书之邪说。当西汉之末，谶纬盛行，周礼亦显于其际，安知周礼之「五帝」非即如纬书所云乎？则周礼几何而不同于纬书也。而王主月令「五人帝」之说，按之周礼自为不合，乃不能明言周礼之伪，而其云「郊丘同祭」，仍惑于周礼为说，此非王之难郑，终不足以尽折其非者乎？历视宋儒所说，如刘执中谓郑「天有六」为误。又谓周礼「五帝」为正经。唐与政谓肃谓：「迎气、明堂皆祭人帝。」若是，则周礼「烟祀五帝」皆非「祭天」可也。陈用之谓：「肃合郊、丘而一，则是以五帝为人帝，则非有天地则有五方，有五方则有五帝，果以月令五人帝为五帝，则前此岂无司四时者乎？」此皆执周礼以伸王者。陆农师谓：「合郑、王而以理折之，天固有六，而祭寔无异。」此祖述郑说而以示为